天津濱海新區“8·12”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其人員傷亡之慘烈、損失之巨大、影響之惡劣、教訓之深刻十分罕見。一個時期以來，我國危險化學品引起的事故頻發絕不是偶然事件，是長期問題積累的集中爆發。天津港事故發生后，各種評論鋪天蓋地，各種觀點見仁見智，筆者不想在此贅述。筆者想表達的觀點是，涉化企業和監管部門不能總是只有教訓不長記性。

　　每一次重大化工安全生產事故后，無論政府有關方面，還是化工企業，都表示要深刻接受事故教訓，舉一反三，嚴查事故隱患，確保安全生產。然而每每余音未了，又會傳來更大的“響聲”。每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之后，相關部門都會在第一時間對同類問題開展一次安全大排查，盡管是“馬后炮”，但如果做好了，也能做到亡羊補牢的效果。但令人遺憾的是，每一次事故教訓之后，迎來的往往又是一次新的、甚至于更大的教訓。如此往復，問題到底出在哪里，需要有關方面認真梳理，深刻反思。在筆者看來，我國安全生產管理的體制機制乃是主因，另外產業布局不合理、工藝技術落后、企業安全管理松弛、應急防范工作滯后、執法監督不到位等都是重要因素。“8·12”事故是對包括生產、儲運、政府監督、企業自律、公

　　眾參與的又一次拷問，是對化工項目及涉化企業全周期、全過程管理的又一次警示。

　　有關安全生產體制機制的話題或許太大，這是國家層面的事，筆者不敢妄加評論。但在筆者看來，如果每一家化工企業能夠真正從本次事故中接受教訓，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嚴格自律，認真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，不是“要我做”，而是“我要做”，相信化工安全的局面就會大不一樣。

　　事實一再證明，化工安全僅僅靠“要我做”是做不好的，必須“我要做”才能做好。“要我做”體現的是外在壓力，是做好安全生產的“底線”和“紅線”，但如果不把安全化為一種內生的動力，不是“我要做”，就會對監管部門的安全檢查敷衍搪塞、虛以應付，就一定要出大事。不少重大安全事故就是在政府監管部門的檢查之后不久而發生的，說明以往一些涉化企業對安全檢查走了過場，最終害人害己。

　　政府雖然對安全生產負有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，但政府對安全生產不能、也不可能“包打天下”，企業才是安全生產的責任主體，企業是萬萬不能對安全生產有絲毫的麻痹和懈怠，化工企業自覺企業接受政府的監督，實現依法依規抓安全，是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。瑞海公司“8·12”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再一次警示我們，安全生產就是企業的性命，還有什么比性命更重要的事情嗎?